超越互利：為什麼「對大家好」不等於「社會有進步」？

你以為你在學什麼

你大概以為這篇是在講社會責任、永續發展，或某種 CSR 的理論框架。

如果你有 ESG 背景，可能更直接猜它在講 stakeholder capitalism，或者「企業不能只對股東負責」那套論述。

如果你沒有相關背景，看到標題可能會想：「雙贏不好嗎？雙贏不是大家都贏了嗎？」

說實話，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想的。

在顧問業做了七年，我幫很多客戶設計過「利害關係人溝通策略」。說穿了，那個工作的核心邏輯就是：找到每個人的利益交集，讓大家都有東西拿，這樣事情才推得動。這個邏輯沒有錯。但後來我慢慢發現，它不完整。

因為「讓大家都有東西拿」，和「讓世界往更好的方向走」，其實是兩件事。而且在很多情況下，它們甚至是互相矛盾的。

其實這篇真正要講的是

雙贏只能保證交易成立。

但如果你在乎的不只是「生意做成了」，而是「這件事讓什麼東西真的變好了」，那麼互利只是起點，不是終點。

換言之，這篇要聊的是：在純利益計算之外，還有什麼東西是你的決策需要考慮的，以及為什麼這不是「道德課」，而是一個很實用的決策工具。

大多數人卡住的地方

誤區一：以為只要每個人顧好自己，系統就會自動變好。

這個想法讓人很舒服，因為它的潛台詞是：你只要顧好自己就夠了。你把自己的 KPI 顧好，剩下的交給市場。但問題是，市場非常擅長處理「有定價的東西」，卻對「沒辦法定價的東西」完全無感，比如乾淨的空氣、社會信任，或者後代子孫的生活品質。這些東西沒有在你的損益表上，所以市場邏輯幾乎必然會忽略它們。

誤區二：以為「雙贏」就等於「正確」。

這個誤區比較麻煩，因為它給人一種道德上的安全感，讓你覺得不需要再多想了，既然大家都有賺，應該沒問題吧？但「在場的人都有賺」和「所有應該被考慮的人都有變好」之間，可以有很大的落差。那些沒辦法出現在談判桌上的人，未來的你、被外包出去的成本、那些沒有話語權的族群，他們的損失，不會自動出現在你的計算裡。

誤區三：以為談道德就是在談犧牲。

「有良心就要吃虧」。這個框架在台灣職場非常普遍（苦笑）。但這其實是一個虛假的二分法。道德不是在叫你去當聖人。它比較像是一個備用導航，平常你用算盤就夠了，但遇到算盤失效的地方，你還需要知道自己要往哪走。

第一個核心理解：算盤和羅盤，你需要兩個

做決策有兩種工具。

一種是算盤，計算利益的得失，確認交易划不划算。這是商業的基本功，沒有它你連生意都做不起來。

另一種是羅盤，問自己，這個選擇反映了我是誰？我想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？

大多數商業教育只教算盤。算盤當然重要，但算盤只有在「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已經被計入成本」的時候才管用。現實是，很多最重要的東西從來不會出現在帳面上。

我在 Deloitte 做 ESG 報告的那幾年，每個報告案子都是雙贏的交易，客戶付錢、我們交付、皆大歡喜。但有一陣子我一直有個不舒服的感覺，說不清楚是什麼。後來讀 INSEAD 才慢慢想明白：我一直只在用算盤，卻沒有在用羅盤。我知道每個案子划不划算，卻不太清楚它有沒有讓什麼事情真的改變。

這兩個問題，其實需要不同的工具。

是故，算盤告訴你生意能不能成。羅盤告訴你這件事值不值得做。缺一不可。

第二個核心理解：做了多少，和真正改變了什麼，是兩件事

有一個區分，我覺得在台灣職場幾乎從來沒有人在講，但它非常關鍵。

你完成了一份報告，辦了一場會議，推動了一個專案，這些都叫做「做了多少」。

但因為你做了這些事，世界上有什麼事情真的發生了改變，這是另一個層次。

舉個例子。一個公司每年都按時出 ESG 報告。這當然是有做事。但如果出了十年報告，供應鏈的碳排放一點都沒有下降，員工福利沒有改善，社區關係沒有更好，那這十年的努力，到底改變了什麼？

這不是在批評任何人，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：當我們把「做了多少」當成「進步的衡量」，就會開始優化一些其實沒那麼重要的東西，卻忘記真正想要改變的事情。

GDP 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。一個國家的 GDP 成長，代表生產了更多東西。但有沒有讓人民更快樂、更有安全感、更信任彼此？歷史上有太多 GDP 高速成長但社會撕裂加劇的例子。數字是冰冷的紀錄，成果才是真實的進步。

我想表達的是：這個區分在職場裡每天都在發生。不只是在做永續報告的時候。當你在評估一個方案、設計一個 KPI，或者替一個決策辯護的時候，可以試著問一下：我現在是在衡量動作，還是在衡量改變？

第三個核心理解：「不在場的人」才是最重要的考量

這個可能是整篇最難接受的一個想法，但我覺得也是最核心的。

我們做決策的時候，天然傾向於考慮「在場的人」，交易的雙方、參與的利害關係人、此刻可見的影響。但很多最重要的受影響者，根本沒辦法出現在談判桌上。

後代子孫沒辦法來開會說：「你們現在排放的碳，讓我的海平面上升了。」那些因為企業降成本而被犧牲掉的下游供應商員工，通常也不會出現在董事會室。環境沒有辦法提起訴訟。動物沒有辦法投票。

這不是在煽情，而是一個很冷靜的結構問題：純利益計算是一個「只計算有聲音的人」的系統。所以當市場說「達到均衡了」，它的意思其實是「所有有辦法施加壓力的人都暫時滿意了」，而不是「所有應該被考慮的人都變好了」。

基此，道德推理的功能，就是把那些沒有辦法出現在算盤上的聲音，強行放進你的決策。不是因為這樣做你一定有好處，而是因為你捫心自問之後，這是你願意成為的那種人所會做的選擇。（哈哈，這樣說好像很有氣魄，但說實話我自己也還在學。）

我在做碳市場研究的過程裡，看到太多「合法但沒用」的碳信用交易。買賣雙方都有賺，監管機構也沒有違規，但減排根本沒有發生。

那些本來應該被保護的未來受益者，他們的損失，不會出現在任何一份交易紀錄上。

一個你現在就能做的練習

這個練習大概需要十分鐘，不需要任何工具，只需要一張白紙和誠實。

步驟一：回想最近一個你參與的合作、協議，或決定。可以是工作上的，也可以是生活裡的。

步驟二：在紙上寫下「明顯的受益者」。在這個決定裡，誰得到了什麼？包括你自己。

步驟三：寫下「不在場的人」。有誰在這個決定裡沒有被考慮到？可能是未來的你、其他同事、環境，或者你自己的長期價值觀。

步驟四：想像其中一個「不在場的人」此刻就坐在你面前，看著你做這個決定。你會怎麼跟他解釋？

步驟五：想出一個小調整。不需要推翻整個決定，只是一個能稍微減輕「不在場的人」負擔的微小改變。

你大概會發現，大多數決定在算盤上都說得通。但只要你真的坐下來想一次「誰沒被考慮到」，那個不舒服的感覺就會回來。

這個練習沒有標準答案。它的目的只是讓你開始習慣多問一個問題。

我的反思與你下一步可以怎麼學

坦言之，這個主題對我來說還在進行中，沒有什麼「學會了」的感覺。

從 ESG 顧問轉型到碳信用評級，於我而言，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「我到底做了多少」和「我到底改變了什麼」的問題。我花了七年幫企業產出漂亮的永續報告，現在想做的事情是：去評估那些宣稱能產生真實氣候效益的碳信用，到底有沒有說到做到。這個轉型背後有一部分的動力，就是我愈來愈沒辦法只滿足於「報告寫得好」這件事。

但我沒辦法說我已經找到了完整的答案。

我只知道，從 INSEAD 學回來的一件事是：「划算」和「正確」是兩個不同的問題，需要兩個不同的工具。很多時候它們的答案是一樣的，那很好。但當它們不一樣的時候，你需要知道自己在用哪個工具，以及為什麼。

如果你想繼續讀，我推薦從「市場失靈」這個概念出發。理解為什麼市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，會讓這整篇的邏輯更清晰。另外，Michael Sandel 的《錢買不到的東西》也是很好的延伸閱讀，他用很多真實案例在問：什麼東西不應該被市場化。

不一定要全部同意他，但讀完之後你的算盤和羅盤，都會更準一點。

共勉之～